1946年南侨机工陈亚明侨工遣送证（华侨博物院藏）

华侨博物院内珍藏的一封剪报：《请求敦促我当局办理遣送或发给旅费自行设法南归》，正是这段历史的转折点。这不仅仅是一纸请求，更是张龙生、程龙庆等19名南侨机工对家国情怀的坚守与呼唤。他们中，有人舍弃了海外的安逸生活，有人割舍了家庭的温暖怀抱，更有人背负着亲人的不解与牵挂，毅然决然地踏上归途，只为那份对祖国的深情厚谊。战后，本应荣归故里的他们，却面临着复员南返的重重困难，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始终心系侨胞的陈嘉庚先生，并请求他伸出援手，引领他们踏上回家的路。

战火中的召唤

“南侨机工”的全称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南洋各地回国支援抗战的华侨汽车司机与修理技术人员的通称。由于抗战爆发，我国沿海口岸及对外交通要道先后沦陷，国际军援运输濒临断绝。1939年初，滇缅公路艰难开通，成为战时我国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通道，这条被誉为“中华民族抗战的生命线”成为中国战区物资补给的重要通道。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地势险恶、陡峭崎岖，非经验丰富的司机无法驾驭，但此时国内司机和修理工严重不足，短时间内也无法快速培养出大量优秀技术人才。因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事宋子良致电陈嘉庚，希望能代为在海外招募一批南洋机工和修理工回国服务。陈嘉庚闻讯后便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紧急发布《南侨总会第6号通告》，向广大侨胞群体征募汽车维修和驾驶人员回国服务。这一号召迅速得到了南洋各地侨胞的积极响应，3200多名青年司机和修理工放弃了南洋的安逸生活，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滇缅公路上的坚守

南侨机工们回国后，立即投入紧张的运输工作中。滇缅公路蜿蜒曲折，山高水险，要想完成抢运工作必须闯过“四道难关”：险路关、雨季关、瘴疟关和空袭关。每一关都充满了生死考验，但南侨机工们从未退缩。他们面对悬崖峭壁、陡坡急弯的险路，以无畏的勇气守护着这条生命线；在雨季，他们随车携带厚木板，遇到险要路段及时铺设，确保物资运输的畅通无阻；在瘴气与疟疾肆虐的地区，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抗战事业贡献着力量；在敌机的轰炸下，他们自发组织起华侨义勇抢运大队，奋勇向前，拼尽全力为祖国抢运抗战物资。加之日军的不断袭扰，运输任务异常艰巨。但南侨机工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技术，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确保军用、生产、生活物资及时送达。他们日夜兼程，任劳任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运输线。

陈嘉庚为机工南返事宜写给国民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伍伯胜的信函

（图片来源：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南侨机工历史文物选编》，中国视觉艺术出版社，2020 94）

正是由于南侨机工们不顾个人安危奋力抢运战略物资，滇缅公路才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壮阔历史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统计，1939年至1942年，滇缅公路成功运输了超过45万吨的军需物资至国内，相当于每日平均运输量300余吨，为前线战场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南侨机工的卓越贡献，在这场民族存亡的战争中，无疑是功不可没的。

《请求敦促我当局办理遣送或发给旅费自行设法南归》剪报（华侨博物院藏）

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也时刻牵挂着南侨机工们，不时关怀他们的生活。不仅高度赞扬肯定他们不畏危险、挺身而出的爱国情怀，而且先后于1939年选派代表及1940年亲率南洋慰劳团，沿滇缅公路考察机工生活工作环境，针对机工物资匮乏等问题，陈嘉庚迅速动员组织南洋华侨社会为机工置办寒衣和药品，并致电宋美龄，请求将已汇寄中国的“五万一千元国币代制华侨机工棉衣”；针对生活工作环境恶劣等问题则及时与西南运输局沟通协商，制定改善方案，要求“衣能暖，食能饱，居住地点能合乎卫生，使他们白日工作，夜间可以安息，则他工作自可发挥莫大的成绩”。

民国南侨机工韩利丰用过的螺丝刀（华侨博物院藏）

然而，当抗战胜利的曙光洒满大地，曾立下汗马功劳的南侨机工们，却面临着复员南返的艰难挑战。他们满怀期待地向国民政府提出协助复员的请求，渴望能够回归故土，与家人团聚。但遗憾的是，彼时的国民政府因忙于内战，对于南侨机工们的合理诉求，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与支持，他们四处投诉，却往往石沉大海、无人问津。

陈嘉庚的坚守与支持

1945年4月13日，在抗战胜利的前夕，侨务委员会召开南洋华侨遣返会议，讨论了有关缅甸华侨及因战争来祖国避难的华侨的南返问题。同年11月7日，侨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南侨机工复员南返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南侨机工的救济问题。但两次会议均未能切实解决机工复员南返问题。

1946年3月，华侨互助会代表白清泉、邱新民携华侨机工名册赴重庆，遍访政府多部门及国民党高层求援，甚至到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会场请愿，终得行政院承诺，专案办理南侨机工复员南返事宜，善后救济总署也承诺优先安排机工南返，但均实施无期。5月，该会再派白清泉等四人南下，专门前往越南、泰国，远赴新加坡、马来亚等地，积极奔走复员事务，为南侨机工争取南返权益，可该事仍未解决，国民政府依旧以各种理由推诿拖延。

南侨机工们面对多次请愿失败的困境，希望的火光正逐渐消散，然而，那份因不公待遇而生出的愤懑、生活的重压，以及对远方亲人无尽的思念，这些难以割舍的情感与责任，如同绳索般紧紧束缚他们，不让他们彻底沉沦。在这走投无路的境地之中，他们不得已向刚刚从印尼玛琅避难而归的陈嘉庚发出了求援信。1946年5月6日，在重庆的19名南侨机工联名致函陈嘉庚，告知其在中国的“生活穷苦，莫不思归心切，虽经数度向当局请求，每次均答以候拟，力予拖延。数月已逝仍无消息，似此恐无返归之一日”，请求陈嘉庚设法助机工复员南返，与家人团聚。

其实，早在南洋慰劳团视察访问结束后，陈嘉庚就选派庄明理任南侨总会常驻滇缅公路代表，以及时解决华侨机工遇到的困难，保障机工权益，成为南侨总会联系南洋华侨机工的主要渠道。

抗战刚一胜利，庄明理就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八项要求”，其中包括办理南侨机工总登记、发放奖金、发放服务证明书以及与英国政府研究机工南返手续等，但都石沉大海。鉴于“国民政府对于机工遣返，或敷衍延搁，或词推诿，空雷无雨”，陈嘉庚认为机工南返之事不能拖延，决定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召开会议，联合马来亚各地华侨团体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督促推动南侨机工复员南返事宜。

1946年6月1日，陈嘉庚在《南洋商报》等华文报纸上刊登《南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通告(第十九号)》，呼吁马来亚各地筹赈分会筹款协助机工南返，“至诸机工原为爱国而特往服务，亦有各地筹赈鼓励而成行，今日战事已终，目的已达，其父母妻子忍苦盼待，七年于兹。政府即不资助南返，我侨安能坐视？”并于6月16日，在吉隆坡召开会议协商解决机工复员南返问题。大会推选产生由新加坡的陈嘉庚、槟城的庄明理、巴双的陈可用、彭亨的何志峰、峇株巴辖的蔡伯祥等五人组成的南侨机工救助小组。会后，几人专程前往拜会驻新加坡总领事伍伯胜，这也是“陈嘉庚十余年来第一次亲来本馆”，五位代表当面提交1946年6月16日吉隆坡会议决议案，并要求总领馆“若逗留国内之机工，不能于二个月资送南归”；请求“总领事本人经往南京一行，亲为侨民请命”。伍总领事对该议案表示赞同，并愿倾力相助，促其实现。

1946年南侨机工陈亚明中华民国临时护照（华侨博物院藏）

除此之外，为确保和督促机工复员能够顺利南返，陈嘉庚还以“马来亚华侨筹赈援助华侨机工复员代表大会”的名义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要求“政府应给资助救济及南回，本会同此请命，除商星总领馆代恳外，谨电奉闻”。

民国政府交通部印发陈亚明回国服务证书（华侨博物院藏）

面对南侨总会所提出的要求及各方压力，1946年6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立刻在侨务委员会会议厅召开第二次机工复员会议。会议通过《南洋华侨机工资送返原居留地办法》。内容主要包括：一是由行政院“指拨专款援照归国华侨复员辅助之规定，从优辅助旅及服装费”；二是要求“侨务委员会先发给证明书”，并与外交部免费为华侨机工办理护照；三是规定具体的遣送办法，由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将华侨机工送至出海口岸(广州、汕头、厦门集中)，再由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负责商请联合国救济总署接送至原居留地。值得一提的是，之所以复员南返事宜由善后救济总署负责，是因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规定，无论是战时来中国避难的华侨还是战时返国参加军事物资运输的南侨机工，遣送出国须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洽商方能解决。

1946年6月21日，“侨务委员会”将机工复员会议决议呈报给国民政府行政院。但由于复员南返涉及多个部门，工作划分不清，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只得于1946年7月3日再次召开会议，协商办理华侨机工南返分工安排，参加会议部门有侨务委员会、外交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等部门。会上通过决议，规定了机工南返的具体办法及各部门的具体职责。规定侨务委员会负责办理登记及证明事项，外交部办理护照及对外交涉，联合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分别根据双方规定办理遣送事宜；关于南侨机工之遣送，侨务委员会办理调查及登记手续后，其全部名册须经由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转送外交部核发护照并交涉准许入口事宜，然后由联合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分别办理遣送，并以广州为集中地点。最终在各方努力下，南侨机工复员南返办法正式出台。

为确保服务在岗的机工及偏远地区机工都能够参加复员登记，陈嘉庚还要求国民政府“在昆明、重庆、贵阳、桂林或柳州，设立机工接济所，登记收容各机工”，要求“政府通令由各机工传知外，并在各省登报或交通路站张贴告白，限期一个月内报名集中，并通令各车站免费运送”。

根据陈嘉庚提出的要求，侨务委员会在南侨机工主要集中地云南地区采取以下措施：为避免机工遗漏登记，首先在昆明各报刊登机工登记启示；其次在沿滇缅公路重要城镇设立通信站，派专人登记，在滇缅公路沿线，皆有由机工组成的工作人员为机工登记服务，其中，楚雄由钟五峰负责登记，下关由韩高元负责登记，永平由郑佐国负责登记，保山由许麟负责，芒市由叶仕球负责，遮放由宋杨才负责登记。

民国南侨机工用的搪瓷水杯（华侨博物院藏）

南侨机工复员办法制定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委托驻新加坡总领馆负责南侨机工的入境交涉，但英政府以局势动荡困难为由，对入境华人的出生地、出生时间等条件作出限制，国民政府只得先将部分符合条件的南侨机工送新加坡移民厅审核报批，但直至8月，审核工作仍未完成。1946年8月21日，已到了陈嘉庚要求国民政府两个月遣返机工的日期，陈嘉庚“未见有人遣送回来，迟未成行，殊属不解”，因此，陈嘉庚再次致函驻新加坡总领事伍伯胜返回南京亲往交涉。面对来自陈嘉庚的压力，国民政府外交部电新总领馆，要求加快进度督促英移民厅审核机工资格，经过驻新领馆的交涉，1946年9月20日，英属马来亚殖民当局“准许按照名单准许所有机工协同眷属进入马来亚”。1946年10月26日，第一批华侨机工219人由昆明起程南返；第二批71人于11月15日出发；第三批177人于11月29日出发。整装复员返回南洋的华侨机工为467人，加上带回去的眷属约为千人，约占回国机工总数的三分之一。正是在以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众多爱国华侨的努力下，才使得南侨机工的复员南返工作得以圆满结束。这项伟大事业的顺利完成，不仅彰显了华侨团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更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团结一心的精神风貌，也为南侨机工们在祖国抗战史上的英勇事迹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永恒的记忆

岁月如梭，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但南侨机工们的英勇事迹却永远铭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大义。而陈嘉庚先生作为他们的坚强后盾和领路人，更是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丰碑。

汤仁文的《华侨机工复员证明书》（广东华侨博物馆藏）

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那段峥嵘岁月时，不禁为南侨机工们的英勇无畏感动落泪；更为陈嘉庚先生的坚守与支持肃然起敬。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书写了一段不朽的传奇，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永恒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