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李薰在沈阳家中。

1950年，李薰在谢菲尔德大学钢中氢研究实验室。

1937年，李薰出国前于长沙留影。

1972年，李薰（中）与郭可信、王仪康等讨论飞机大梁的裂纹问题。

一架架喷火式战斗机犹如一道道闪电冲向天空。“愿上帝保佑它给英国带来好运”，人群中佩戴着英国皇家空军徽章的年轻士兵祈祷着。

突然，其中一架飞机偏离航道直冲而下，长长的白烟撕开了晴空，巨大的爆炸声响后，地面升起一团大火球。机毁人亡！试驾员是英国勋爵的儿子、一位优秀的飞行员。

这是1937年前后，英国皇家空军试飞喷火式战斗机的一幕。英国政府、军方震惊了，白金汉宫、唐宁街下令一定要查出事故真相。

许多钢厂的中心实验室组织起来，寻找事故原因和可避免的方法。“是合金元素在大锻件偏析引起的 ”“是钢中非金属夹杂物在作祟”“是热处理产生的残余应力过大”……争论了3年多，可没有定论。

1940年的英国正处在至暗时刻，敦刻尔克大撤退中33.8万人撤回英伦三岛，重装备和车辆几乎丢失殆尽。德国制订的“海狮计划”打算以战机开路，迅速拿下英伦三岛。如果失去制空权，英国危如累卵。

就在此时，这项多年未解的任务交到了一位中国年轻人手里。他刚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博士毕业，在科研界寂寂无名。可正是这位不知名的年轻人，成功破解了飞机失事的奥秘，为英国二战空战缔造了传奇。

这位年轻人名叫李薰，2023年是他诞辰110周年。跟着李薰女儿李望平的思绪，记者仿佛回到了86年前，那个看似风和日丽的上午。一位兼具“君子”品格和“硬汉”特质的科研新星，就要在大不列颠岛上大放光彩。

“钢中氢”奠基人

世界著名《国际航空》杂志网站曾票选“20世纪对世界航空发展影响巨大的战机”，夺魁的正是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半纺锤形机头、近似椭圆形的机翼……这架小巧的飞机让人一眼难忘，它的体积只有现代狂风式喷气式战斗机的一半，而且根本就不会喷火。可就是它，能追上二战中德国笨重的轰炸机，并将其击落。

试飞军机失事事件的影响，不仅在于损失了一架飞机和一位优秀的飞行员，更主要的是其他飞机都不敢上天作战了。

事故发生那一年，李薰正坐上“热那亚”号轮船，车船换乘抵达英国钢都——谢菲尔德。21天的海上航行，让他早已习惯了颠簸。

但身体上的“颠簸”，怎么也不及心理上的“起伏”。英国这一傲慢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习惯用肤色度人——看不起黄种人，李薰很不服气。一年后，他以五门专业基础课全优的成绩，一举夺得了谢菲尔德大学研究生最高荣誉——白朗顿奖章和奖金。

那时的他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揭开军机失事奥秘的人。

任务交到李薰手中时，他仔细查看了飞机主轴断裂的钢材，众人议论的“发裂”—— 一缕缕像头发丝一样的裂纹闯入他的视线。一个猜想突然蹦入他的脑海——“这些本不该有的纹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会不会是大量的氢聚集造成的？”

倘若假设成立，“在元素周期表中，这种质量最轻的氢原子是怎么钻进金属中的？”“究竟需要多少氢才会导致钢中产生发裂？”……这些问题在没有实验和数据支撑的情况下，无从得知。李薰决定动手制作一台定氢仪，一探究竟。

在实验室里，李薰有一项“独门绝技”——吹玻璃。这是他向工人偷师学来的，可以将玻璃吹成椭圆形、方形等各种需要的形状，再将玻璃管子两两连接起来，制成玻璃仪器。世界第一台真空定氢仪就是在他的一双巧手下诞生的。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台真空定氢仪都一直陈列于谢菲尔德大学李薰工作过的实验室，上面悬挂着他的照片——他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有些娃娃脸，头发总是梳到脑后，一身英伦西装打扮，英气十足。

大量的实验结果证实了李薰的猜想，造成飞机主轴断裂的罪魁祸首，正是钢中飘浮不定的氢。这一发现还诞生了一个新的学科——钢中氢和氢脆。

无独有偶。20年后，在中国辽宁某飞机制造厂，老师傅叮叮当当抡锤猛敲钢板，只有李薰看出了端倪，“是不是老师傅造成废品率过多？”得到肯定回答的同时，他几乎断定了氢脆的问题。这一细小的发现让问题及时被解决，使“我国半数因质量问题不能起飞的作战飞机”重拾信心。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盛赞李薰：“科学家为维护我国空军作战实力作出了贡献。”

不到30岁就发现了“钢中氢”的奥秘，这也架起了李薰一生与钢的不解情缘。

李薰的名字常常见诸报端，他成了英国人眼中年轻有为的科学家、“钢中氢”领域当之无愧的奠基人。英国广播电台还特邀他作“钢中氢”的科学讲座，这一殊荣在当时只有英国知名科学家才有。

1951年3月，在鲜花和掌声中，谢菲尔德大学将冶金学博士学位授予李薰。谢菲尔德大学是当时英国唯一能授冶金学博士学位的学府，这一学位只授予做出重大科学成就的科学家。李薰是1923年该校改革博士制度后第二位获此学位的学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该学位的亚洲学者。

很多年后，李薰向家人讲述发现“钢中氢”的过程时说：“是我运气好，没有走太多弯路就发现了当中的奥秘。”不过在小女儿李望平看来，“其实这世间本没有什么天才，只不过父亲一辈子从来没有偷过懒。留英期间他从没在晚上12点前睡过觉，5点后起过床。”

带一个科研团队回国

风光的背后，潜藏着强烈的自尊心。

“为什么你的英文文章写得可以与英国学文学的学生媲美，而口语却相差甚远？”1937年，李薰像考状元一样，考取湖南省唯一的冶金专业留学名额，却被初次见面的谢菲尔德大学冶金学院教授安德鲁问倒了。

“备考时背熟了英文报纸上精选的几十篇文章，写起来得心应手，但口语就没有这个条件了。”“学霸”取巧被拆穿，李薰大窘。

回来后，为了尽快练好口语，他迅速搬离了中国留学生聚集的住所，来到谢菲尔德园林路81号，一户英国人家中。

“钢中氢”一战成名后，园林路81号成为当地有名的“中国留学生之家”。房东郝莱特太太很喜欢这名勤奋的中国学生，也顺带着欢迎其他中国学生。王大珩在李薰那儿住了几个月，两人很投契。王大珩还烧得一手好菜，中国留学生偶尔还会在这里包饺子吃。厨房里，浓郁的辣椒香、肉香不时勾起李薰的思乡之情。

“李，为什么不加入英国籍？入籍后，你的前途无量。”每次安德鲁规劝李薰，李薰的内心都无比苦闷。在他看来，自己永远是中国人，加入外籍，个人的自尊心不允许他这么做。

他的钱包里藏着妻女的小照，背面配了一首自己写的小诗：“望天涯海角回忆处，忽易寒暑，脉脉心情谁诉；秋风时节聊寄语，勤餐饭，念旧居。”

彷徨之际，李薰写信给时任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吴有训回复他说：“国内前途光明，万不可在国外落籍。”

1946年，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物理研究所所长萨本栋赴英，两次盛情邀请李薰回国。

萨本栋是李薰敬重的科学界前辈之一。李薰有过犹豫，但很快就说服了自己。此前李薰给中国捐款，款项被大使馆贪污，“在一个腐败无能政府的统治下，再聪明的人也毫无用武之地”。

怎样拒绝萨本栋的盛情邀请，李薰想了一个机智的对策。

“能否提供10万英镑经费，为将来的冶金所购买设备？”再次见萨本栋，李薰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心想，“国民党若是真心搞建设，应该能做到这一点”。萨本栋叹了一口气，不置可否。事实上，他还在为中央研究院四处筹款，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来。走出萨本栋所住的旅馆，外面一片漆黑，此时已过了深夜12点，连公交车都停驶了，但李薰却长舒了一口气。

李薰不了解共产党，但相信王大珩。王大珩回国后，向时任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局长钱三强举荐了李薰。1950年，李薰接到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邀请信，正式委托他筹建中国科学院冶金研究所（后经李薰建议改名为金属研究所，以下简称金属所）。李薰激动不已，为此四处奔走。

博士毕业后，李薰留校，成了实验室里研究生的“小导师”，中国留学生方柄、张沛霖、徐礼章等人很自然地归入了初创团队。除此之外，他还联系了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庄育智和伯明翰大学的柯俊等。

园林路81号事实上成了金属所的海外发源地。

归国日期、程序、研究大楼的设计、须购置的图书和仪器……他们时常聚在李薰住所商量筹建的细节，直至深夜。方柄负责记录与抄写。

后来，这份珍贵的手稿由方柄夫人捐给金属所，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档案馆。它记录了金属所诞生的DNA，很多基本理念至今仍然根植于金属所的主流文化中。

1951年，《谢菲尔德城市晚报》刊载了一则酸溜溜的新闻，标题是《冶金学家要回红色中国》。由于英方的阻挠，李薰辗转从香港到内地，回到了阔别14年的祖国。

李薰将中国科学院赠予自己的路费，分赠给了大家，自己一分钱都没有留下。团队成员先后归国的那一年，我国报纸上还刊登了一则新闻——《李薰等七人回国》。

“指兔子”的人

回国后，李薰立刻投入到金属所的建设中。得知东北人民政府鼎力支持，李薰便鼓动王大珩一起去东北创业。很快，李薰在沈阳创立了金属所，王大珩在长春创立了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今长春光机所）。两个热衷于科学的好朋友，终于又在顶峰相见。建所（1953年）那一年李薰40岁，建馆（1952年）那一年王大珩37岁。

“科研选题要做老祖宗（原创性）的工作。”“搞科研要‘五洋捉鳖’，不要‘瓮中捉鳖’。”“不要当‘波斯猫’，供人玩赏不捉耗子。我们要给国家‘捉耗子’。”……很多李薰自编的科研“金句”，用他的湖南口音说出来，幽默感十足。

李薰把科研工作的分工比喻为“指兔子、打兔子、捡兔子”，“指兔子”是指选择课题，确定科研方向；“打兔子”是直接参与科研工作，攻克科学难题；“捡兔子” 是指最后获得科研奖励和荣誉等。其中，“指兔子”是科研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

在金属所，李薰就是那个被大家公认为“指兔子”的人，沿着他指的方向，你肯定能“打到兔子”。

朝鲜战争初期，苏联飞机不过鸭绿江，毛主席下决心要建一支空军。我国航空工业从“零”做起，研制飞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关键材料——高温合金的任务交到了金属所。

高温合金的热加工十分困难。“有没有可能用铸造的方法直接生产叶片？”李薰暗暗思忖。

在当时这就是一项“老祖宗工作”，国际上尚未有成功案例。铸造叶片在德国试验失败，英国认为“可靠性不行”，苏联也表示反对，美国正在试验、探索。我国又要求“技术上一切要听苏联老大哥的”。顶不住任何一个压力，寻找新路子的念头都会一溃而散，然而，李薰站出来、顶住了。

工厂里迅速分化为两派意见。

“我们看好大胆创新。”以部分设计人员为代表的成为了“支持派”。

“这是象牙塔技术，离应用尚早。”苏联专家站在了对立面，成为了“反对派”。

第一批样品在1958年生产出来，驻厂的苏联专家坚决不同意铸造叶片装机试验。在他们眼中，中国的技术连“走”都没学会，谈何“跑”？

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苏联专家撤出中国，金属所才重新“夺回”了主导权。遗憾的是，高温合金铸造叶片本可能在1958年至1959年最先在我国试制成功，由于苏联的阻挠，美国抢先一步研制成功，要知道美国1960年才在实验室取得初步成功。

更令人痛心的一幕发生在中印边境两国空军的对峙中。1962年，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印度空军的直升机可飞跃喜马拉雅山，至2万米的高空，而中国的直升机只能飞至1.8万米。差别就在于，印度直升机上装有废气涡轮增压器，系美国用铸造叶轮制造。

废气涡轮增压器的技术难点正是铸造高温合金。摆脱苏联制约后，李薰组织全所力量进行科研攻关，具体工作由师昌绪负责，终于在短时间内试制成功，让中国的直升机也飞上了2万米高空。

参加高温合金研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胡壮麒盛赞道：“李薰就是那个‘指兔子’的人，就是有本事，我们现在就缺少这样的人。方向一错，全盘皆输。没有李薰，就没有高温合金。”

一辈子最短的论文

1955年，张永刚一如往常在图书馆看杂志。“我发现杂志封面是一台真空感应炉，美国人在搞真空炼钢，还工业化了？”张永刚是李薰归国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之一，此刻他又惊讶又兴奋，马上把这一发现报告给李薰。

真空冶炼是李薰一直关注的国外先进冶金技术，不但可以有效脱除钢水中的氢，而且是冶炼一些特种合金的关键技术。现在有工业设备可以出售，李薰非常高兴。“我们搞两台国外设备来看看。”他托着下巴坐在旋转椅上，椅子未动，脑子却转了好几圈，生出好几个念头来。

等到看到其中一台设备时，李薰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台设备外壳很大，重达15公斤，样子蠢萌，“就叫它‘大乌龟’吧！”

“大乌龟”成了制造大型真空感应炉的蓝本。可是没有图纸怎么办？张永刚看着杂志封面左思右想，“封面上只有一个人，我估计他有1.8米的身高，按此比例炉壳的直径应该是2.8米左右”。可机器的内部结构仍不清楚，恰好此时另一台从国外买来的真空感应炉的电极坏了，“正好给了我们拆开测绘的机会”。就这样，所里根据画出的图纸自己研制了一台真空感应炉。

炉子做成后，北京钢铁研究院想要这台设备，李薰很爽快地答应了。后来，真空炉的制造规模越来越大，锦州逐渐发展成全国最大的真空炉制造基地。

今天听到“真空冶炼”并不陌生，但这在当时是一项全新的技术，国内缺设备、缺经验、缺人才。李薰1957年访苏后，从建真空感应炉开始，开创了真空冶炼的新领域。他将这一模式总结为“任务带设备，设备带学科”。

真空冶炼在很多场合都派上了用场，其中就包括当时金属所的一号科研任务——铀冶金，它是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关键之一。在研制过程中，李薰亲自担任铀化学冶金研究室主任。

这段尘封的历史，因一些技术问题至今尚未公开。所里的老同志只知道李薰带着很多人从事铀冶金工作，盛况空前。但由于保密程度之高，细节知之甚少，上百名从全所挑选出来的技术骨干，埋头苦干10年，公开发表的只有一篇两页纸的论文，这是李薰一生发表过的最短的论文，只有4个作者的名字——李薰、张永刚、戚震中、张淑苓。

后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在《请历史记住他们》一文中，对金属所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浓缩铀弹芯的铸造、第一艘核潜艇动力堆的研制等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搞科研不能等靠要。”李薰经常鼓励大家自己动手设计、制造科研仪器。“你买别人的设备，说明你的科学研究工作至少比人家落后10年。”他们自行设计的“真空高温维氏硬度计”“小型真空压蠕变试验机”还获得了1963年“国家工业新产品奖”。

1963年中国科学院召集学科规划会议，会上张劲夫指定钱学森为基础学科规划召集人，李薰为技术学科规划召集人。

可是，什么是技术科学、为什么要发展技术科学，众说纷纭。上世纪80年代，李薰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技术科学部主任时，提出“技术科学是研究生产和技术中基本性、共同性理论的科学。例如，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属于基础科学范畴，而工程热物理这门技术科学则是应用上述定律……解决具体问题”。

“外国卖出的任何技术，让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有发展自己的技术科学，才能真正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李薰在报告中如是说。

一生要强

正因如此，李薰无法平静地安坐在过去的成绩单上。

有一次，李薰参加在法国巴黎举办的“氢在金属中的作用”的国际学术会议。他的到来让全场气氛一下子达到顶点，大家激动地议论着“我们的老祖宗来了”。大会主席更是当即“退位让贤”，把李薰列入大会主席团成员，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可就在主席台上，李薰坐不住了。看见当年培养的外国研究生都成为金属学界权威，而中国代表却两手空空，拿不出论文来，李薰面子上有点挂不住。

“父亲一生要强，生活中也是如此，几乎都是他在帮助人家。他说，郝莱特太太是真正帮助了他的人。”李望平说。郝莱特太太在中国留学生助学金中断的3个月里，让李薰“租金先欠着，等你有经济来源再偿还”。就像“韩信报漂母”，郝莱特先生去世后，李薰独自支撑郝莱特太太的生活10年之久，离英时还给她留下了一笔可观的生活费。

虽然炼的是冰冷的钢，但有李薰在的地方，就有欢声笑语。李薰经常蹲在金属所的绿荫下与工人下棋。“都是当院长的人，可得注意一下形象。”夫人席玺玉曾多次提醒他。李薰摆了摆手，不以为意。

李薰、葛庭燧、郭可信等所领导还带头给年轻人“补课”。可供选修的课程有“钢铁冶炼”“压力加工”“金属热处理”等专业课，还有俄语速成班。李薰既当“老师”，又当“学生”，带头参加课程考试，考完后当众公布成绩，从小聪明过人的他常拔得头筹。

“他还用湖南话给我们姐妹三人起绰号，给我们讲《西游记》的故事，让我们闭着眼睛听，听着听着我们就‘掉入圈套’睡着了。”李望平回忆道。

时间久了，李望平觉得父亲的自尊心太强，并不是一件好事。有一回，李薰因肺气肿住院，看见李望平来了，他马上扯掉了氧气面罩。他不愿意让人看到自己生病的样子，哪怕是自己的女儿也不行。

他还心急。司机来接他，从不敢准点才到，因为李薰总是早到。

1982年，宝钢挂出一块牌子“今日有事停止接待”。关上大门，负责人神情悲怆地向李薰等前来考察的人吐露了实情。当听到“宝钢被日本骗走了100亿美元”，所有人都惊讶地张大了嘴，李薰心里更是有说不出的难过。他希望早点儿帮助钢企摆脱依赖进口的局面。

1983年2月，李薰因肺炎入院治疗，这是他这辈子第二次住院。两周后炎症基本痊愈，他心里记挂着考察攀钢，“我要赶在3月底之前回来，4月初还要向方毅副总理汇报”。但医生不同意他马上出院，周围人也劝他“再缓几天”，可李薰认为“自己没有大事，注意点儿就行了”，坚持在3月2日出院。

3月16日，李薰从北京飞往昆明，踏上了攀钢考察之旅。他们打算从昆明转火车去渡口市（现攀枝花市）。当天入驻毗邻翠湖的云南省委招待所——圆通饭店，三四月是海鸥的告别季，迁徙的水鸟不时飞过窗棂。李薰给席玺玉写了封家书报平安，“好在我带了呢大衣，没带大衣的人冻得够呛”。

3日后，吃完晚饭，李薰感到身体不适，20点就上床休息了。向来注重整洁的他，那一天破天荒地没有洗漱。同行的金属所研究员王仪康见他上楼喘得厉害，“下次给您带个所里研制的便携式高压氧气瓶”。“好哇，你下一次带来吧！”没想到，李薰一反常态地答应了。

可就在那天晚上，李薰在睡梦中悄然离开了人世，享年70岁。

这是他第一次去昆明。昆明海拔2000米左右，含氧量相对较低，对健康人无碍，但对于肺炎初愈的李薰却是致命的。

没有任何告别，谁也不知道那一夜，性格刚强、又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痛苦的挣扎。

来源：中国科学报（本版图片均由金属所提供）